时代的尾巴

2015 年的最后一天，我回到小时候出生长大的地方。破产已数年的糖厂正在进行拆迁，怕新年过了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在这片曾经无比熟悉的地方与旧的一年告别，心情五味杂陈。老妈说，看到这些图片，往日的建筑和设施纷纷化为废墟，这就是她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！我说，拆了也好，告别过去，迎接新的日子。

我在糖厂出生，一直生活到十二岁。这块地方有种植甘蔗的传统，国家成立后，开始轰轰烈烈搞运动 设立了一大批国营农场、工厂等，这间糖厂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。和许多国营企业一样，有过无比的辉煌，之后是无比的黯淡。

在某一届话事人的任期内，国企改革开始，原先的国营变为私人承包，广东、福建等地的老板来到厂 里，宣告自己成为新的主人。这种主人换了一个又一个，没有一人能阻止它衰败的颓势。在新千年的尾巴，也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，糖厂已经被剔除出公有制经济，接盘侠是某家房地产商。糖厂破产后，遗留下来大批生产车间、办公楼、工人宿舍等建筑和设施，需要拆除。费时费力还不讨好的工作，总是被人嫌弃，晾了也有两三年。时逢海口双创活动，拆迁项目借机启动。当我在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来到这，拆迁行动已经进行好几个月了。

糖厂距离镇有两公里，过去这是实实在在的土路，两旁是甘蔗地、木薯地，路面高出两边地基，最高的有半米多。九八年洪灾，洪水淹没到了路面，我和小伙伴们下午放了学，从校门口卖冰棒的老阿婆那里讹了几个塑料袋，走到这条土路，开始抓水面上的蝌蚪。那时候半小时能捞到满满一袋，拿回家养，没几天就长出后腿，蹦啊蹦的。后来被我妈拿去喂鸡，当时给我气的。

现在的路面则在几年前铺好了水泥，两边靠近南渡江的非法采沙场也无影无踪，对路面最大的破坏消失了。路面行车很平稳，不一会儿就到了糖厂。回想以前三、四年级放学时，因为被老师留下来补课而错过回厂的「小孩车」（糖厂设专车专人接送职工子弟往返镇上的小学读书），自己孤零零走回来，这条土路得走上半个多小时，背着个大书包，当时给我累的。

回到糖厂的第一印象是很吃惊的。刚进路口，原先一大片空地，用于榨期（每年秋冬季开始，春节后结束）停放卡车的停车场，现在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石灰和沙子，卡车的修理车间和医疗室已经看不到了 再往前走，以前的食堂和职工之家（一间 5 层的楼房，是有着乒乓球桌、台球桌、电视室、图书报刊阅览室等的文化休闲地区）全都没了，马路左边的建筑被拆的一干二净，右边的大部分也都拆干净了。

图片中，这辆停着的卡车后面，曾经张贴着每一天的《人民日报》和《海南日报》，还有厂组织的各类事项通知通告，都在这儿发布。红土后面的这片废墟，当时建有 2 层高的办公楼，是文职人员上班的地方。一楼是保安科室、总务科室、财务科室、材料库房室；二楼是电脑室、综合办公室、书记办公室、厂长办公室、会议室等。在我还不会玩电脑的时候，就经常跑二楼的综合室，那儿有每天的报纸期刊，我在那里了解新闻时事，在《红旗》《求是》中接受了孩提时代最早的红色教育。现在想起来仍觉得不可思议，那么小的孩子，看这类书刊，又能读懂多少呢？自从我在旁边的电脑室里看到印刷用的活字和油墨，学会在 Windows 98 上打纸牌，安装《仙剑奇侠传》后，那间会议室却极少走进了。

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那面通知墙上，到现在还在张贴着海报，只是不知有多少人能够看得到啦

办公楼前有两颗高高大大的榄仁树，每次结果都会掉下许多榄仁，还有五颜六色缓缓蠕动的毛毛虫。榄仁外壳坚硬，搓掉果皮肉后，在榄仁下面放一块砖石，上面不停用砖块砸，榄仁砸烂后，可以抠出里面的果仁，味道和半熟的大米相似，甜甜糯糯，又夹带生气。因为小时候皮肤极易过敏，这类东西总是小伙伴去捡了、砸了，我就坐享其成。现在想吃也没啦，树太高太大，新千年后某一次台风过境，两棵树倒了一棵。没过两年，又是台风，最后一棵也没了。

我把车停在办公楼旁的礼堂门口。这里也是废墟一片，旁边是幼儿园。我在这里上了 2 年学，没去过学前班，5 岁去村子里的小学读一年级。幼儿园的老师和员工，基本都是退休的职工，或者职工的家属们。楼房里面只有两间教室和一间休息活动室。每间教室里有十多个小凳子，没有课桌，没有讲台，学生们没有书包，早上爸爸妈妈上班，就被送到这儿来；老师们也没有课本和教案，空手而来，全靠一张嘴 一支粉笔。上课时，十几个小孩子坐在小凳子上，望着用四五块长条木板钉起来刷了黑漆的「黑板」上的文字。授课的老师用很标准的海南普通话教我们读我爱你中国，我爱你 xxxxx，还有一加一等于二这类知识。学科就两门，识字和识数。一天教两节课，上午一门，下午一门。其余的时间孩子们被领到休息室里，爱怎么玩怎么玩。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就是冰冰凉凉的水泥地板，夏天躺在上边，舒服的 很。

和我同一届的一个小孩子，他的外公是厂里的摄影记者，有一台当时人们看来每个零件都在发光的胶片相机。我们有幸和他的外孙一起学习，也因此拍摄了许多幼时的照片。有在休息室里排排坐着的，有在楼房外面大榕树下玩气球的，有在「大象鼻子」滑梯上拍的。顺便一说，「大象鼻子」有着太悠久的历史了，后面走上去的楼梯都长满了杂草，我们都只在前面滑梯部分玩，夏天时特别滑，谁能从下往上爬的最高，谁就最厉害。

这是通往糖厂北面一个村庄的大路，我们叫它「后村」。那时候这条路上落满了耕牛拉下的牛粪。快过年的时候，我们会在糖厂仅有的两家小卖部买上好多鞭炮，把威力大（相应的引燃时间也会更长）的插在牛粪便中，点上之后，扣上八宝粥的铁罐子，撒开脚丫子，能跑多快跑多快。跑慢了的就等着回家洗脏衣服吧。

路口进去是我的「家」，不是 house 是 home 的存在。左边的小树，再往左就是幼儿园啦。这条路上我和小伙伴玩过玻璃球、打过羽毛球、放过风筝，摔过膝盖。头上的路灯是这条路最后的一个路灯，小时候晚上下了晚修课，回来走到这儿就该拐进去回家了。

当时就生活在这个几十平米的小宿舍里，现在看到欣慰的是，种的发财树没有枯萎，没有被丢弃。这里的一草一木，每一件小小的物品，都能轻易勾起我的回忆。轻声走上二楼，门口放着四双拖鞋。现在这些还没拆掉的楼房，是拆迁工人们的临时居所。

这些小瓦房是职工用来养鸡养鸭的地方。每人一间，也可以放自家的杂货。这排瓦房总让我想起小时看《儿童文学》时的故事《半夜鸡叫》。有一回清晨，老妈下去喂鸡，发现房间里突然蹲着个小孩，吓了她一跳。原来是「后村」的调皮小鬼，半夜爬过来想偷鸡，结果房顶瓦片年久失修，像木瓜落水般咕咚一下摔了下去，只能侯到天亮。

铁打的宿舍，流水的工人。好多的「元素」在看到实景后，从记忆角落里翻检起来，比如这条青石板路，当时不慎弹了好多个玻璃珠儿跌在上面，有些珠子碎了，有些就掉进一旁的臭水沟里，让人没法不记住它。

在家后面的小房间，已经对这个没有印象了，似乎之前在这儿找到凤仙花的植物，把种子都摘了带回家种过。

这栋是小伙伴们的家，左下角的小树长了这么久，还是这么点大，树下有一块方形的大理石砖，我们在这里集合，再一起出发去玩。在这儿我第一次摸到活着的蛇（幼体蛇，大概只有手指粗细），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在三棵高大椰子树下，玩过丢沙包，踢过足球（当时足球是个稀罕玩意儿，在学校都只有几个，我缠着老爸买了一个在家里踢，那阵子的神气呀）。我们把菠萝蜜树的落叶扫到一起，烧得红彤彤，再丢入玻璃珠子，噼里啪啦的，用铁钳子夹出来放在凉水里，珠子里面会裂开，形成很美丽的纹路。

看来拆迁工作挺漫长的，都开始有人养鸡了。它们见我一个陌生人，都跑过来找吃食，这里人应该很少了。

左边的入口进去是球场场地，可以打排球和篮球。图中还有掉了篮板的篮球架子。这里后来弄了一个大铁架子，挂上银幕，就是露天的电影院了。在这里看得最多的就是各类红色影片，偶尔也有香港的武打片。武打片时人气最旺，「后村」中年轻的孩子基本都来了，挤得满满当当，小学校的小卖部，都派人骑着自行车，载了零食、烧烤过来售卖。冬天时，会有打棉花织棉被的人过来，现场制作，可以向他们买棉花，也可以自己提供棉花，他们负责织被。那是纯粹的手工制作品；夏天时，会有小马戏团的人过来，唱歌、耍猴、喷火、舞蛇等。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《梦醒时分》，以致现在挺起这首歌，就会想到那个披头散发，搔首弄姿，不知真唱假唱的「艺人歌手」。

压榨车间里锅炉的烟囱。榨期时，烟囱呼呼地向外冒烟，有时是黑灰色，有时候是黄白色。那时候实行三班倒，换班时 24 小时不停炉的烟囱会「呜——」地叫，全厂人都知道要换班啦。每次夜里烟囱叫，我就知道当班的爸爸要回来了，也许是要上班了，因为计划生育时代生下我的缘故，本来有机会升职的他，一直干到退休，还是个车间主任。

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糖厂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，随着断壁残垣，永远留在了这里。今天我记下的，也只是极度私人化的回忆，每个工人子弟都有自己心中糖厂的影子。元旦看了《老炮儿》，有篇影评说，冯导演这是在向他大院子弟的身份告别，宣告自己的「胡同身份」。如果住在一个地方的人群 都有他鲜明的特色。这次回来，我也在找回自己的身份，我永远是工人的子弟，走到哪儿，走多远，都抹不开这段记忆。就在这一年的尾巴，在这段记忆即将随着拆迁渐渐模糊时，能用照片做个记录，不至于会有以后的忘却。糖厂在这改革的大潮中流去，冲刷后除了带不走的砖块瓦砾，想必还是有些东西留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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